这种模式越来越将传统的命令式的法律结构和更为灵活的，以数据为基础的评级和判断引导系统结合在一起。

2018年，我们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进行了全面修订，建立了净稳定资金比例、优质流动性资产充足率和流动性匹配率全覆盖的量化监测指标。其中，在处置机制方面，要求银行在面临危机时，不仅要由股东承担损失，银行的债权人也可能需要分担一定的损失，并通过监管当局的处置措施，尽可能将风险限制于银行体系之内。

除此之外，国际监管改革相应成果还包括风险偏好框架、稳健薪酬机制、风险数据加总和报告原则、资本规划指引、流动性风险管理原则、识别和处置问题银行指引、不良资产定义和分类等一系列监管指引和原则，旨在全面提高银行风险管理能力。2002年，人民银行印发《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建立了由一般准备（年末贷款余额的1%）、专项准备（根据贷款风险分类情况按照一定比例计提）和特种准备（银行自行提取）的层级体系，贷款损失拨备制度实现了重大进步。三是引入了内部模型计量方法，允许银行基于内部模型计量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提升了风险计量敏感性，为银行完善风险计量技术提高了监管激励。中国银行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都决定了我们必须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合理借鉴国际标准，因地制宜地构建出一套符合我国银行业发展实际的监管制度体系，为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和成长留有余地和空间。1993年，金融机构开始编制资产负债表，在会计上确立了所有者权益科目。

优质流动性资产充足率是在参照流动性覆盖率的基础上适当简化设计的新指标，其计算相对简单明晰，更加适合中小银行的业务特征和需求，适用于资产规模2000亿元以下的商业银行。流动性匹配率衡量了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的匹配程度，其计算较为简单、风险敏感度较高、容易监测，可对潜在错配风险较大的银行进行有效识别，适用于全部商业银行。彭文发现在民间资本市场上，利率10%都算是低的，20%也很普遍。

这是因为元朝疆域辽阔，适于远距离大规模交易的货币金银，被蒙古统治阶级勾结斡脱输往西亚牟利，货币短缺的严重后果一直延续到接续政权的明朝。彭文所举的例子：中国的GDP是75万亿，约12万亿美元，央行的货币总量M1是52万亿，M2是173万亿。临界贴现率越大，风险越小。之所以大家无法高高兴兴地去贷款，不但不用支付利息，还能够倒找利息，乃是你创造货币必须依靠能产生真实现金流的信用做抵押。

政治体制决定了美国几乎没有可能将其服务型的地方政府改造成为中国式的企业化政府。房地产如此，换成债券、股票也是一样。

元朝的中统钞一开始也是有足够的金银做准备。就像任何东西都可能值钱或不值钱，但钱永远值钱。因此，货币数量相对于生产规模大小，其稀缺的程度不是等比例变化的。过度借债将增加公司的违约风险和破产风险，而股票发行则不增加破产风险。

但只要从货币的角度观察，立刻就可以知道由于缺少货币，明朝的商品经济根本无法恢复到宋朝的水平。日本真正要解决的是和实体经济直接相关的住房问题，而不是自作聪明去折腾房价。信用货币的高贴现率意味着较少的现金流可以获得更多的货币。因此，无论什么货币从一开始就必定是供不应求的。

国企利息低，是因为不动产市场信用好，不动产最大的所有者是地方政府，土地信用通过政府传递给国企，降低了利息。货币的真实贴现率k给所用商业活动提供了临界贴现率，货币泡沫越大，商业活动的临界贴现率也就越高，研发、创业这类高风险商业活动的信用冗余∆k也就越高。

只要结果导致了流动性丧失，无论打压还是推高房价都是错误的。到汉武帝铸造三官五铢后，货币供给达到高峰。

好的答案必基于好的问题。货币的利息可以简单视作资产贴现率的倒数。[10]相比之下，印度等英国殖民国家反而具有更快形成现代资本市场的可能。货币的价格，只取决于市场给信用的标价。假设人口规模与潜在交易规模正相关，那么人口规模是美国的4倍多的中国，即使创造了4倍于美国的货币，也不足以支持与美国接近的经济分工。他在《通论》中说：人类经过几千年连续不断的储蓄，资本的积累还是如此之少，其原因何在？依我的看法，既不是因为人类节俭不够，也不是因为战争的破坏，而是，因为以前持有土地的流动性贴水太大，现在是因为持有货币的流动性贴水过高。

So代表资本性剩余，即融资大于投资的部分。但是共产党利用中国道路系统不发达，而轻武器消耗低、易于补给、便于携带的优势，战胜了消耗大、成本高、依赖运输的国民党军队。

中国只能像其它发展中国家那样依赖外债获得资本。到这个时候，贸易战还用打吗？ 我从来没有说依靠高房价就可以多发货币，而是房地产只有存在广泛的供不应求，才能具有参与货币创造的资格。

彭文所说的货币其实是纸币，是货币的符号，而不是货币本身。而真实的故事是，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市场流动性严重不足，而在金本位制度下，发行货币受到政府的黄金储备限制。

在货币数量扩张短期既定的条件下，这就意味着货币增加，可用于交易和消费的实物财富就会减少。所谓相对规模假说就是，当市场规模成算数级数增长时，同样的商品种类带来的货币需求将会呈几何级数增长。支持流动性的是广泛需求水平下商品供不应求的程度。九、房地产经济可以帮助中国打赢贸易战吗？ 彭文的最后谈到敏感的房地产。

为何市场规模较大的经济体反而更容易受困于人口规模，出现经济内卷化。参考文献： 1. 陈元：货币与去杠杆及国际化——伯南克的启示，《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36期。

判断货币是否超发这一问题的真正标准，应该是支持这些货币的信用能否保持足够的流动性。信用货币与商品货币的最大差别，就是信用货币摆脱了真实商品（过去的剩余）的限制，将未来的收益作为货币的准备。

五、货币供给不足怎样解决？ 我的另一个与主流观点的不同地方，就是认为今天的货币与历史上的货币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货币。其实，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前提就是创造了更多的货币，物价高是必然的。

投资者才敢让船驶向未知的水域[5]。比如，储蓄不再重要了，即使储蓄为零，银行依然可以创造流动性。在我看来，在制度设计得当的前提下，有流动性的货币越多越好（因为流动性的定义本身，就决定了货币不足），GDP与M2之间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合理的比例。他认为：特朗普加征关税的目标根本不是什么资本市场，而是中国的实体经济，就是中国的贸易顺差，是《中国制造2025》，并且说这是研究国际关系及中美关系的学者们近乎一致性的观点。

真正的信用货币起源于西方的债务市场。比如，一套住房每年租金100元，抵押后获得贷款1000元，10倍的贴现率，进入市场1000元货币的利息就是贴现率的倒数10%。

商品经济比战国甚至春秋时代（比如管仲的齐国）后退了。辛弃疾曾主张国家税收要铜钱、纸币各征收一半，即钱会中半，因为税收是国家未来收益，税收的纸币价格可以为纸币提供信用。

货币数量相对经济增长必定不足的魔咒才得以解除。房价不是想炒高就炒高的，任何资产价格上升都不可能是非常容易的事，你现在重新把日本房价炒高一下试试？对于货币生成而言，高房价不是问题，高房价可能带来的流动性丧失才是最大的问题。